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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与资源型经济演进分析:基于山西的实证研究
发布日期: 2012-12-29                             来源: 
 

王玉珍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一直以来,如何推动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发展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有其固有的演进路径和机制。在资源型经济的演进进程中,作为一种重要主体——政府在其中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本文以具有典型资源型经济特征的山西省为例,将政府干预这一因素引入资源型经济的演进进程,通过计量模型,对政府直接干预和政府政策干预在资源型经济演进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资源型经济的演进进程中,政府对资源性产业的支持性干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干预促进了原煤产量、发电量等与资源性产业紧密相关的资源性产品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资源性产业的繁荣;与资源性产业繁荣伴随的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同时政府干预也抑制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政府对资源型经济演进路径的干预结果,还表现在对资源型经济的“资源诅咒”带来重要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政府干预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因此,它将改变资源型经济演进的进程快慢和路径,也是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不可替代的推动主体。

关键词:资源型经济演进;政府直接干预;政府政策干预

 

一、文献回顾

一直以来,如何推动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发展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有其固有的演进路径和机制。在资源型经济的演进进程中,作为一种重要主体——政府在其中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自上世纪3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关注并研究资源型经济;70年代后,人们更多关注资源型经济演进过程中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纵观这些研究文献,人们对政府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方面。AutyTorvik、邵帅和齐中英、张景华等学者认为,制度性因素是资源型经济演进机制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在资源开采中被小集团利用,或者通过资源开采形成寻租,从而形成部门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产生“资源诅咒”现象[1-4]。同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的种种现象也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这些分析更多是基于国家层面,单纯从单个省份或地区层面的分析则比较少。在这些少数文献中,山西省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型经济,成为为数不多研究单个省份的分析对象,并被视作是中国“资源诅咒”现象的标准样本[5-8]。但这些分析并没有专门对政府在资源型经济演进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徐康宁和王剑、邵帅和齐中英、丁菊红和邓可斌将政府干预因素引入分析模型,从全国层面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政府干预对资源型经济的影响,认为政府干预对“资源诅咒”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359]。但这些分析只是笼统地基于全国层面进行分析,并没有考虑到不同资源型经济地区的演进特质。本文认为,在山西资源型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忽略政府干预而对山西资源型经济演进所做的分析都是不完善的。为此,本文拟从两个角度将政府的作用量化,运用计量模型对政府在山西资源型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从单个省份的角度丰富研究资源型经济演进的成果,并为资源型经济的转型路径提出思考和建议。

二、政府干预在资源型经济演进中的基本判断

20世纪早期,基于霍夫曼定理、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等理论,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以赶超发达国家,采取了政府干预手段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我国在建国后全面接受了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并运用政府干预手段来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原煤产量一直居于全国前列的山西省,更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山西已经形成以煤炭资源为主要生产要素,以煤炭、焦炭、冶金、电力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典型资源型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重点支持煤炭开采。丁菊红、邓可斌的分析正好表明了这一点,即政府干预与固定资产投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9]。这表明政府对资源性产业的支持性干预必然推动对初级资源产品即煤炭资源的开发与使用,结果促进了重工业结构中采掘业的大力发展,以及与采掘业相关的资源性产业的大力发展,最终导致资源性产业的异常繁荣。进一步来看,政府干预不仅促进了资源性产业的繁荣,同时也大力推动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从而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但是,与资源性产业繁荣相伴随的“工业化”进程加快背后,却是产业结构表面的“合理化”倾向,即尽管工业产值中重工业占比逐渐上升,但在重工业结构中采掘业却占绝对比重而制造业不断被挤出。事实上,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才是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发动机。钱纳里在其工业化理论中指出,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是制造业部门 [10]。在政府干预的推动下,由资源性产业的异常繁荣所带来的重工业大力发展,最终会使产业结构畸形化发展,而不是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徐朝阳、林毅夫的分析表明,政府直接扶持某些特定行业,有可能会损害其他产业的发展,并妨碍总体的发展效率[11]。进一步来看,政府如果偏离要素禀赋结构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经济发展的低效。对于山西来说,“资源诅咒”已经从不同层面得到证实。基于以上分析与判断,本文认为,在山西省资源型经济的演进进程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资源性产业支持性的干预推动了资源性产业的异常繁荣,并由此带来产业结构的畸形化发展,进而对区域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三、概念分析与说明

为了验证政府干预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的作用,本文将利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产业发展演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等相关概念对政府干预因素进行分析。

1.样本选择

本文的分析将以具有典型资源型经济特征的山西省为研究样本。选择山西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在国内对资源型经济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对国家层面或部分省份层面的面板数据均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没有针对单个省份层面资源型经济的实证研究。第二,与其它国家或地区不同,在山西省资源型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政府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主体。从建国后我国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导向,上个世纪80年代对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战略定位及实施,以及针对资源性产业的各种国家和地方性政策规定,都无疑对资源型经济的演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研究者们更多的将焦点集中于政府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而忽略了政府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过程的作用。第三,山西作为煤炭资源大省,建国后经历了典型资源型经济的演进进程,并成为“资源诅咒”的中国样本[12]。对于这个“样本”的研究必须走出针对多个省份和地区所做的面板数据分析框架,仅对山西单个省份进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出“样本”背后资源型经济演进的路径与机制。基于以上判断,本文的针对性分析,更能直接揭示资源型经济演进机制及路径。

2.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是本文重点引入的概念,也是考量对资源型经济演进产生影响的重要指标。对此,本文将政府干预分为两个层面:即政府的直接干预和政府政策干预。参照张军和金煜的做法,本文用扣除科教文卫支出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来表示政府直接干预[13]。因为科教文卫支出属于消费性政府支出,它更多表示地方政府对于公共品需求的提高,而不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所以将其剔除。这样,政府直接干预程度可用公式计算获得,用inter来表示。同时,本文认为在资源型经济的演进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实施的产业政策不可忽视,即政府的政策干预同样重要。为此,这里运用时间虚拟变量将影响山西资源型经济演进的重要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入计量模型。通过研究与煤炭资源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本文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确定的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1993年煤炭价格放开以及山西省委省政府1999年正式做出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决定等政策,在山西资源型经济的演进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出,对于政府政策干预中,其中能源重化工基地和煤炭价格放开等属于对资源性产业的支持性政策,而1999年确定的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则是对资源性产业的调整性政策。

3.自然资源丰裕度与资源性产业

自然资源的丰裕度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通常来讲,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指标为煤炭储量,但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些资源仅仅停留在储藏而不进行开采,对区域经济并不会产生直接和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在这里运用原煤产量来表示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事实上,煤炭储量丰裕的地区,其原煤产量往往也比较高,至少对于山西这一点是成立的)。

对于山西来说,资源性产业包括以煤炭资源为基础的煤炭、冶金、焦炭、电力等产业。为简化起见,本文用原煤产量和发电量表示资源性产业的发展。事实上,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煤炭和电力产业一直以来都在山西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产业位置。

4.产业结构演进

产业结构演进是资源型经济演进的重要表现。本文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指标来表示资源型经济的产业结构演进特征。产业结构不仅是反映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的程度,也是资源是否有效利用的反映,表现了产业间的一种聚合效率。对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衡量,本文对王少平等和干春晖等使用方法进行修正,即用泰尔指数反映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用公式来计算[14-15]。其中IA表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Yi表示第i产业产值,Li表示第i产业就业人数,Y表示各产业总值,L表示各产业就业人数总数。可以看出,这种计算结果衡量了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是否耦合。它意味着,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发展处于均衡状态,那么就会有IA0;如果IA不为零,则说明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而且IA越偏离0,就表明产业结构越不合理。在本文分析中,由于数据的可得性,这里运用山西省三次产业的相关数据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

通常情况下,人们用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视作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衡量,也是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为此,本文运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较来表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用IP来表示)。可见,如果IP值处于上升中,则说明经济结构呈现服务化倾向,产业结构处于升级阶段。图1即计算结果图示。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之前,山西省产业结构由不合理逐渐向合理化演进,但在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合理化的倾向逐渐减弱,不合理化趋势加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则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趋势不断提升;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高级化趋势在波动中出现小幅下降。

1  山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1952-2010

Fig.1 Rational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Shanxi Province1952-2010

5.区域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速度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由于本文只分析山西省单个省份,所以直接用GDP总量(而不是人均GDP)就可以反映出当地经济总量的变化。为此,本文使用公式来计算山西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即相邻两个时期的GDP增长率。

 

四、实证检验

1.基本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为了判断政府干预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基本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其中,Y表示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包括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D表示虚拟变量,t代表年份,为待估参数,为随机扰动项。在运用这个回归模型对理论进行具体检验时,被解释变量分别为表示资源性产业发展的原煤产量CA和发电量EL,表示产业结构演进的产业结构合理化IA和高级化IP,表示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速度gt。解释变量分别为政府直接干预、政府间接干预以及控制变量。其中政府直接干预用3.2中所计算的结果inter来表示。政府间接干预用虚拟变量D来表示,考虑到产业政策的时效性和滞后效应,用D1表示能源重化工基地确立对资源型经济影响(考虑到政策影响时滞性,这里政策实际影响时间推后到1983年,即当t<1983时,D10;当t1983时,D11);用D2表示煤炭价格放开对资源型经济的影响(当t<1933时,D10;当t1993时,D11);用D3表示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考虑到政策实施力度与之前政策的延续性,将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时间调整为2001年,即当t<2001时,D10;当t2001时,D11)。控制变量根据不同的被解释变量,引入原煤产量、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变量;其中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占GDP比重来表示物质资本投资(用PC来表示);用地区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地区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用HC表示)。

2.数据和分析方法说明

本文的数据选择区间为1953-2010,时间跨度57年,完全符合时间序列分析的数据要求。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汇编》(山西篇)和山西省2005-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本文将运用时间序列多元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了消除异方差,本文对绝对值变量均做取自然对数处理;同时考虑到取对数的经济学意义,这里还对政府直接干预、物质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取对数,其余变量均使用原值或直接计算结果。本文的分析过程是,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确定变量间是否能进行回归分析;其次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运用Frisch综合分析法检验和处理多重共线性问题;最后对计量结果进行检验与判断。通过运用AIC方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的结果。通过检验,所有的时间序列均为I(0)阶序列,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为了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做出了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原煤产量间存在两两高度相关的关系;如果同时纳入模型,将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将存在高度相关的变量进行选择后进入回归分析。

3.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1为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政府干预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的影响所做的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回归结果的可决系数除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外均大于0.7F统计值也比较大,说明对模型的解释是可信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由于采取的是相对指标,故可决系数比较小,但F值检验比较显著,对模型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

1    实证检验结果

Tab.1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empirical test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nCA

lnEL

IA

IP

gt

c

5.856***

(12.353)

-1.445*

(-1.854)

1.094***

7.298

2.792***

(11.238)

-7.308

-0.498

lninter

1.047***

(5.597)

1.932***

(6.278)

0.264***

6.643

-0.323***

(-5.378)

-8.709***

3.316

D1

1.795***

(10.847)

2.474***

(9.091)

——

0.241***

(3.121)

——

D2

0.499**

(2.317)

1.196***

(3.378)

0.100**

(2.174)

0.127**

(2.408)

——

D3

0.001

(0.006)

-0.044

(-0.120)

0.115**

(2.478)

0.091*

(1.703)

——

lnCA

-0.066***

(-3.365)

-0.236***

(-7.380)

——

lnPC

-0.232***

-4.484

0.203***

(3.072)

12.302*

1.954

R-squared

0.8689

0.8578

0.7063

0.8000

0.1870

F统计量

P>F

87.8092

(0.0000)

79.8979

(0.0000)

25.0043

0.0000

33.9960

(0.0000)

6.3266

0.0034

注:1.表中******分别代表满足显著性水平1%5%10%,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2.通过多重共线性剔除了与原煤产量和物质资本水平高度相关的人力资本水平。3.表中“—”表示该指标未进入检验模型,“——”表示消除多重共线性后剔除的变量。

1)在资源型经济演进中,政府干预促进了资源性产业的繁荣

从表1中的第二、三列可以看出,政府直接干预指标对原煤产量和发电量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对于山西来说,在扣除政府对公共品需求的支出外,政府的财政支出对煤炭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干预起着非常关键的正向促进作用。事实上,自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确定以来,中央政府对山西提出以较小投入获取全国煤炭商品保障的要求;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山西政府在财力上就加强了对资源利用的投资[16]。这种支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促进了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推动煤炭、电力等资源性产业的繁荣。

在政府政策干预中,上个世纪80年代初确定的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即D1)对原煤产量和发电量同样起显著正向促进作用,1993年煤炭价格的市场化(D2)也带动了原煤产量和发电量的增加,但1999年山西省所实施的产业结构调整(D3)对原煤产量和发电量的影响尽管并不显著,但其值却很小或为负值。这表明促进资源性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带来了资源性产业的繁荣发展,但对资源性产业进行调整的政策对资源性产业的影响尽管并不显著,但也起到了一定程度抑制作用。因此,从总体上看,在山西省资源型经济演进过程中,不论是政府直接干预还是政府政策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都促进了资源产业的繁荣,但针对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资源性产业的发展仍然起到了调整作用。

2)在资源型经济演进中,政府干预造成产业结构的畸形化发展

1中的第四列是政府干预对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所做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对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演进(IA0,则意味着产业结构处于合理化程度;IA偏离0越远,则说明产业结构越不合理),政府直接干预与IA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政府的财政支出所占GDP比重越大,会导致IA值越高,意味着产业结构愈为不合理。这表明政府直接干预强化了山西省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产出畸重,从而加剧了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的不均衡。我们知道,在资源型经济的演进进程中,往往会因对资源产业的依赖而造成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是因为原煤产量的不断增加就意味着资源性产业的繁荣,而对其他产业造成一种相对挤出,这又使资源性产业形成刚性繁荣;表1中的实证研究结果已经表明这一点,即原煤产量也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带来负向的影响。山西装备制造业建国后至今经历了由领先到落后的关键原因,正是因资源性产业的刚性繁荣所致。因此,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产业结构能否真正实现高级化发展,核心就在于工业化的发动机产业——装备制造业能否再次崛起。显然,依托资源型经济演进的固有路径,这将会是个漫长的进程。

在政府政策干预中,1993年煤炭价格放开(D2)与1999年山西省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定(D3),同样强化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化进程,说明产业政策加剧了产业间的不协调程度,也表明针对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型演进进程中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化程度,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触及到要素结构与产出结构之间的协调性发展。从总体上看,政府干预(不论政府直接干预还是政府政策干预)均对山西省产业之间的协调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带来相反的影响,即抑制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程。事实上,在中央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布局下,山西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定位,改变了政府直接干预的导向。这种影响从下面的数据就可见一斑:1952年,山西省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比例为35.264.81978年,这一比例为23.576.72010年,这一比例为5.494.6,远高于中部其他五省的66%72%。不仅如此,在重工业产值内部,与煤炭资源相关的采掘与原料工业所占比重1952-2010年平均为74%,而制造业比重只占26%。尽管政府干预推动了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占主导逐渐向第二产业占主导演进的进程,即资源型经济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却没有给工业化的继续向前推进带来强劲的动力。我们知道,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处于工业中心地位,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动机。1971年,山西省装备制造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就达到27.2%;但是,随着对煤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装备制造业所占比重在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即4.9%。到了2011年,这个比重才逐渐上升到5.4%。因此,可以判定,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资源产业的繁荣,从而制约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

1第五列显示的是政府干预对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带来的影响。与理论预判一致,政府直接干预显著地抑制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其系数为-0.323)。对资源性产业的投资的畸重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形成一种抑制。对于政府政策干预(D1 D2 D3),分析结果表明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带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它表明政府政策干预均从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因此,可以预判,政府政策干预对资源型经济的演进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山西省2008年实施的资源整合以及一系列与之配套的产业政策,将会改变资源型经济演进的固有机制和路径。

3)在资源型经济演进中,政府干预加剧了“资源诅咒”的结果

1第六列是在资源型经济演进中政府干预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山西区域经济增长来说,政府直接干预呈显著的负向影响(-8.709),表明政府直接干预反而减缓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即在资源越丰裕的地区,政府直接干预越多,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反而越慢。对于政府政策干预,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此外,与现实判断一致,物质资本的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具有正向作用,这说明物质资本在资源型经济的区域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合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本文利用我国典型的资源型经济体——山西省数据,对政府干预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考察与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政府直接干预具有不可忽视的反向推动作用。前面的分析表明,在资源型经济的演进进程中,政府直接干预促进了原煤产量、发电量等资源性产品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资源性产业的繁荣;与资源性产业繁荣相伴,政府直接干预抑制了产业结构向合理化程度的推进,并进而延滞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与产业结构的不协调相对应,政府直接干预进而又遏制了区域经济的增长速度。

第二,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政府政策干预具有重要的正向推动和导向作用。前面的分析表明,对于促进资源性产业发展或与此相关的产业政策均会使资源型经济陷入“资源诅咒”的“怪圈”;而促进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则会带来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第三,在资源型演进进程中,相较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物质资本投入的作用更加明显,尤其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并不显著,但物质资本的投入使产业结构呈现出“表面”的合理化,这从其在实际上抑制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就可看出。同时,物质资本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起着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政府干预对资源型经济的演进强化了物质资本的投入,而弱化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与作用水平的发挥。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知道,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政府干预在资源型经济演进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这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与跨越发展中干预的可能性及有效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政府干预会改变资源型经济演进的进程快慢和路径,尤其是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的产业政策对资源型经济向合理化方向的演进更是起着导向作用。这为政府在引导资源型经济演进路径,促使资源型经济走出“资源诅咒”的现实困境,实现转型与跨越提供了理论依据,即通过政府直接干预和政府政策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资源型经济演进方向和进程的可控性,从而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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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玉珍(1971-  ),女,山西新绛人,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1BJL052);山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92022

中文标题:政府干预与资源型经济演进分析:基于山西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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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Resources-based Econom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Shanxi Province

WANG Yuzhen1

 

Faculty of Economics,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china030006

 

Abstrac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point, this paper takes Shanxi Province in China as an example, which is a typical resource-based economy, and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the resource-based economy.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resources-based econom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products, and brings the prosperity of resource industry; priority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goes with the prosperity of resources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mprove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restrain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higher grad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or resource-based economy evolution do not brings positive effect to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For them, we can conclude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resource-based economy. Meanwhil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ill change the process speed and evolutionary path of the evolution of resources-based economy.

Key wordsthe evolution of resources-based econom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direc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government policy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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